日暮春深老泪多-方励之先生祭

日暮春深老泪多

方励之先生祭

1989年5月23日在北京的政治风潮里，我因开会到北京逗留几天。当时北京城一片奇异的景像，所有的交警都未上岗，指挥交通的都是大学生们。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社会秩序井然，交通畅通，我从白沙滩赶往中关村北京天文台，会晤方励之先生。当时，学校机关研究所的工作已不太正常，教师及研究人员上班已是很随意的了，我清楚的记得偌大的天文台里，办公的人寥若晨星。但是方励之先生一个人正襟危坐在看着专业书籍。我是因为我的一本著作请他和我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吴埮先生审查，同时并请方励之先生作序。方先生欣然同意。在交谈中，我们谨慎的避免议论时局，但是我还是从谈话中知道，在六四前夕，方先生一直按时上下班。此次一别，迄今已有33年。我以为总有再见面的机会，期间我也多次去美国，但总是没有机会去亚利桑那州访问方先生。那知天缘不巧，阔别33年终无见面机会。

我始终感觉欠方先生的情。六四以后我接到了方先生寄来的书稿、审查意见和他写的序。当然，书稿已经是被打开过，显得有些凌乱。我知道是被彻底的检查过了。为了使检查更为彻底，我将全部包裹送给我所在的党组织领导审查，居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几经周折，这本书在1991年出版了，当然原拟在书的扉页方先生的序被抽去了。我再三坚持，方序作为本书的后记刊登出来了，当然方励之的大名是断然不允许出现在书里。我所能做到的是在这本书的科学内容部分点名道姓的指出了方励之先生在科学上的贡献。这在今天较为宽松的条件下似乎不足为怪，然而在当时明令图书馆撤毁方励之等人的著作的严酷的气候下，多少还需要一些勇气。我的这种做法，居然得到了这本书编辑和出版社的首肯。你不由会想到一句话：公道自在人心。我将方先生的前言变成了我自己的后记，掠人之美，用时髦的话来说，是侵犯了方先生的著作权。此乃我有愧于方先生之一。方先生为我的著作辛辛苦苦写的审查意见和前言，理应付给一定报酬，而无法送达。此乃我有愧于方先生之二也。我总以为同为学术同仁有机会跟方先生面呈一切，方先生一向身体健壮，行动便捷。年事也并不算高。岂知天妒英才，夺我中华良知，能不悲从中来老泪纵横！

方先生是北大物理系56届学生，念大学时对共产党极为信服。全年级四个中共党员中他和他的夫人李淑娴就占了一半。反右和反右倾他们伉俪双双中箭，李淑贤戴右派帽子劳动改造，方先生作为严重右倾党内除名，幸运的是尚保留教书的权利，从近代物理所调往中国科技大任教。我与方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79年，为了我所在学校的学科建设寻求中国科技大学的支援和帮助。德高望重的钱临照校长给我介绍方励之先生，用赞许痛惜的口吻介绍方励之先生的才华和学术经历。方先生在科大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就在实验室的走廊上用木板隔了一个简单的房间住宿。就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下，他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自发成立攻研宇宙学的读书班，从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方励之及其同仁，勇敢的冲破科学禁区，成为中国宇宙学研究的先驱者。因为按照所谓马克思哲学认为宇宙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而建立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的现代宇宙学，则认为时空是有限的，中国的左夫子们跟随苏联的教条主义，曾多次开展对现代宇宙学—大爆炸学说的批判，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谬论。方先生在七十年代后半期，为建立中国的宇宙学的学派顶住了种种污蔑攻击，逐渐让宇宙学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主流的学术地位，以至于在89年尽管有所谓科学大师因人废言的攻击现代宇宙学，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宇宙学的研究总算健康的在发展了。有趣的是，解除方励之的中科大付校长之后，新上任的科大领导人彭佩云，滕藤等听说方励之手下有“四大天王”，以为在方励之身边真正聚集了一伙反革命的团伙进行大追查。结果发现这四个人全部都是无比敬业的科学家，他们与方先生的关系完全是学术上的，其中三个人后来都是科学院院士。

话说回来，钱临照校长不顾七十年代后期咋暖还寒的政治气候，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积极为方先生的科研工作创造条件，多方提携。在生活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方先生夫妻分居两地，李淑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钱校长干脆就请方先生借住他家。在钱校长的支持鼓励下，方先生很快的就被举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我记得有一年，国际广义相对论和天文学的重大学术会议上，方先生及其学生的论文被会议评为论文奖第一和第三名。

方先生胸襟宽广真诚待人，我与科大的教授们因为业务关系有广泛的接触，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对方的人品有过任何指责。有人说，你与他相对而行，就算高声骂他，他会不理不睬，绝不会因此抱成见，更不会当面发生争论。乐于助人是方先生的天性。我与他只是学术上的关系。凡事关学术，事关学校的教育发展，他只要可以帮忙的，就会毫不犹豫的伸出援手。我请他到我们学校讲学多次，其中有两三次是研究生授课，时间都超过了一个月，方先生授课声音洪亮、富予激情，一个个字像子弹样的从他的嘴里“蹦出”。授课内容逻辑严密、环环相套、循循善诱，听众如在山阴道上，山重水复目不暇接。广义相对论、宇宙学都是极为艰深的理论物理课程，在他的授课中给学生呈现的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艺术画面。在严谨中散发着探索的魅力，在枯燥的数学公式后面展现诱人的真理光辉。理论物理学可以说是基础科学中的基础，需要许多艰深的数学物理准备知识，许多中外学子视为畏途。但在方先生为代表的优秀科学家的迷人的魅力诱导下，八伸出援手十年代颇有一批不计名利热爱科学的青年学子走上了理论物理的研究道路。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国际的科学圣坛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前两年去世的阮图南教授与方励之先生一样，也是我最敬爱的学术朋友。阮与方先生年龄相当，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他才华横溢，功底深厚，为人谦和。当年科大副校长尹鸿军曾这样评价他：中国科大的近代物理系阮先生可以说是一木支天，十分科研，他一人独占六七分。也许有些过誉。在1965年北京基本粒子研究组的众多论文，据说最后都要由他审核无误后才能发表。在政治上，阮一贯低调，终生未加入共产党。尽管许多人认为他是白专，但一生没有达到挫折。1987年方励之的副校长被撤职以后，一时盛传可能有阮先生接替。岂知阮先生到美国去工作了几年，回来以后当然就与副校长无缘了。

我们学校与中国技术大学采取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大大的促进了研究生培养工作和物理学科学士水平的提升。我们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都是采用联合培养的办法。方与阮都是我们的研究生导师。我作为合作导师与方先生培养了一名天体物理的研究生，这名学生毕业后到上海天文台有了很好的发展，成为该台的学术骨干。我与阮也合作培养了两名研究生，现在都在北美从事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在学术合作上极为开放和真诚，方先生曾经割爱将已经录取为他的研究生的两名高材生作为支援我校的师资转让给我校。其中一名是湖南的理科状元，另一名则是当年报考他的研究生中考分最高的。人云文人相轻，从方先生身上看到的是文人相重、文人相惜、文人相爱。有一年，为了支援我们的学科建设，方先生和阮先生商量将五名理论物理的优秀研究生分配到我校，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方先生作为一名星光四射的中国科学家在当年的中国以及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尤其以敢于直言名满天下。时至今日，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据我所知，他从未拉帮结派刻意参与政治活动。他的大多数被认为自由化的言论都是他经过观察思考，真实的个人感言。回过头来看看他当年的言论，我认为他都是出自于科学家的良心，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敢于说出许多人藏在心里不敢说出的真话，当然有些言论是出于他的睿智和先见之明，看到了我们社会的一般人没有察觉的根本的痼疾。实际上有许多当时认为的奇谈怪论现已经成为主流社会认可的常识。有一些言论直指官僚的腐败，社会的不公，面对现实的中国，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触怒了当时的当权者。例如，他指斥有一年访美的高能物理访问团中，居然由一名木匠出身的副市长张百发担任副团长，贻笑大方，有损于中科学界的声誉。难道有什么错吗？此风不止，我们不是正在看到一批批的张冠李戴，滥竽充数的科学、艺术、教育和体育代表团中，有更多的张百发们随行其中吗？至于方跟万里的民主的争论更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如果方是一个政客，绝不会就此类问题与一个赏识他的高官争论，说明方对于典型政客应具有的策略一窍不通。不要忘记在六四风波中，万里对学生表现出的耐人寻味的同情。因此我一直认为方的许多言论是出于科学家的良知率性而出，绝非出于深谋远虑。事实上他对于而后的遭遇早有预感，1986年5-6月间，我因为研究生的答辩赴中国科大，答辩人正是我校与科大联合培养的五个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在学术上很强大，六个人中，除我以外，都是中国科大的精英：管惟炎院士、方励之院士、霍裕平教授（现为院士）、阮图南教授，还有一位是研究等离子体物理的权威（名字一时记不起来）。答辩完后在食堂吃饭遇到大雨，就多闲聊了一下。方对我讲的一番话迄今记忆犹新：某某在物理学界得罪人很多，因为他老是指名道姓编排别人的不是。我就不一样了，我从不在背后瞎三话四的议论人，小事也不与人计较。因此校内校外人缘还不错，然而，我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喜欢对一些社会问题，政策问题发表意见。我看某某不会“犯大错”，而我保不定那一天要出事。当时正是他在学术上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时，看来他也不是不知道直言无忌的后果。联想苏联物理学家萨哈洛夫，方励之的遭遇岂不令人深思。进一步想到苏联伟大的物理学家朗道，卡皮查等在政治上都曾厄运不断，难道这是物理学家的宿命吗？

仔细想来，方有一些言论其实是很正统的。他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对西方记者说过，在现实的中国，至少在当前一段时间，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至少在当前还是必须的。我们不要忘记1986年也就是在撤除他科大副校长的前一年他被评为中国科技大学的优秀党员。他在中国科大的党员中也深得人心，方离开科大以后，我遇到过他所在的中共总支书记，他冒着当时政治的高压直言不讳的多次对我讲：老方是个好人，开除他的党籍是违反党章的，因为按照党章开除党员应该由基层的党组织提出，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更没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

中国现在教育史上，在民国时期的蔡元培校长，梅贻琦校长等教育大师，秉承学术自由，独立人格的科学教育理念造就了教育史上难得的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辉煌。在当时外患内忧，国力疲弱的情况下，居然造就一大批忧国忧民的风骨凌然的学术大师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致力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时代的光荣事业。许多人对当前的中国教育痛心疾首，衙门化和等级制代替了民主，禁锢和固步自封代替了学术自由。但是君不知在现在的中国在八十年代上半叶，在中国的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确实存在一股欣欣向荣民主办校的小阳春盛世。那时的学校领导人都是开放的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年高德劭的钱临照院士，著名低温物理科学家管唯炎院士，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方励之院士，还加上华罗庚先生的高足中国著名数论专家龚昇教授，济济一堂。整个学校朝气蓬勃，领导与教师打成一片，老师与学生打成一片，方先生直到1987年离开科大之前，一直在学生食堂排队吃饭，没有任何特权。彼此交流畅通，为了一个目标努力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而努力。学校在办学的方式上大胆探索努力创新。当时的中国科大尽管在地域上不占优势，招收的学生质量之高超过北大清华。科大每年的招收学生比北大清华少得多，但每年的各省的理科状元居全国的半壁江山，另外一半大部分被北大所获得。可见科大在全国青年学生中的地位和吸引力。科大的特殊举措与举办少年班等等都一时成为美谈。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照我看来尤其是方先生招来横祸的举措，就是每一个星期二下午举办的民主论坛。所谓论坛就是在食堂里一角放一张乒乓球台，也没有什么可以的准备，老师和学生都可以自由的随时走上讲台，就国家大事，民生焦点，当然最多的还是学校事务随时发表演讲，有评论有批评有建议，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方先生也是论坛的经常演讲者之一，这些演讲对于活跃学校的气氛启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大有裨益的，当年的许多科大学生，至今还津津乐道此事。科大的这种民主办校的理念，深得当时主事的开明国家领导人的赏识。1986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在教育栏以每周一期以题为 “民主办校好”报道中国科技大学的办校经验。当时纷纷传言方先生有可能提拔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甚至有提拔为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更糟的是，方先生的演讲太受学生的欢迎了，有人把它制成录音带到处传卖。与之同时风靡大陆的有邓丽君小姐的录音。前者被认为是政治上有问题，后者则认为是靡靡之音。时隔三十余年，邓小姐的轻歌曼曲，早已解禁，事实出现在银屏之上，而方先生的济世之言还禁锢如昔。

福兮祸所倚，正当我们指望方先生青云有路，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更大贡献的时候，忽然传来方先生中箭落马的消息。不久开明的胡耀邦主席也下台了。我是一个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庸人，虽然热切希望中国走向开明进步民主自由的新世纪，但是有深深感到面前的路漫长，障碍甚多，言行瞻前顾后顾虑颇多。又害怕失去稳定，使得中国又陷入文革式的内乱。对于青年学生反腐败，争民主的热切愿望，跟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一样，内心是同情的。但是现实往往与愿望相反，我曾说过87年的学生运动把胡耀邦方励之“赶下台”，89年代六四又使得忠贞不屈的总书记赵紫阳下台。方先生出国避难22年，中国的政治现状与当年相去勿多，甚至还有退步。我由当年的壮年已步入老年，思念时局往往陷入悲观。

当此接到方先生噩耗之际，悲伤之余，不禁思考何以中国的政治难以进步。其中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中国像我这样的庸人太多，而像方先生这样的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猛士太少的原因吧。

精卫填沧海，猛志固常在。中国文明之所以不绝屡数千余年，大概代不乏方先生这样的仁人志士。结笔之时传来薄熙来查办的消息。我不禁想起温家宝总理在22年前陪同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身影，耳旁又想起近十年来他对于中国政改的誓言和努力。我们总算看到了一丝曙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此悼念方励之先生之际，为了国家的光明，大家努力吧！

                                2012年4月12日 于蜗居